第五章 病历
气，这时的血压数字实在好看不到哪里去，而她忧心着他身上其他的病症，但也不好在这里就开口问询。有她这个闲杂人等在场，他们俩不便讨论军务，也无法详谈方才和孙立人争执的内容，便互相说了几句日常关怀的话。郑洞国一再地劝说杜聿明安心静养，阮静秋自觉不好插嘴，但感觉一颗心仍然沉甸甸的，像是要把她整个人都拖得坠下去了。
三分钟后，她从他手里接过体温计，果然比正常温度略高了一点点，是一个可以算作低烧，也可以被他这样的人理直气壮地忽略不计的数字。出于作为医生的职业操守，她明知说了也是白搭，但还是向他如实说道：“长官，您有点发热，还是要适当休息的好。”
杜聿明略微点头，表明自己听见了，又极快地侧过身，掩着嘴咳嗽了几声。阮静秋感觉自己又开始从内而外地整个人泛酸苦，本来下意识地想去搀他，想起手上捧着的血压计，又只能悻悻然地作罢。杜聿明对此无知无觉，只对她说道：“你先出去吧。”
阮静秋回到医务室，请示过张主任后调出杜聿明的病历，和廖耀湘先前所说的一样，司令部里的这份病历几乎是白纸一张，除却几行十分敷衍的查体状况，没有任何具体病情症状的记载。她托腮沉思，脑袋里汇总过往曾学过的相关知识以及前些年在印度兰姆伽基地所受的医疗培训，认为肾结核通常不会单独凭空出现，反倒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肺结核迟迟未愈，结核病菌随血液播散，于是肾脏也出现感染。手术或许暂且能解决一部分肾脏的病变，可术后单靠止痛药扛着却是不行的，把抗结核药物用上，同时非得卧床休息上一阵子，才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在她来的那个时代，结核病已是一种罕见的病症，至少她学医、从医十余年来还从没有遇见过。可时光倒转仅数十年，这种传染病却如此普遍和难以防范，且由于缺少抗生素的缘故，每一刻都在有人因此而失去生命。她对着病历发愁，又一一比对现有的库存药物，遗憾自己不能在有限的条件里作出一些制药领域的发明，好彻底根除了这件困扰许多人的病症。快到晌午头的时候，陈副官过来找她，一见面便很诚恳地道抱歉，说他早上进作战室去，本来是想帮忙问话的，可屋里那副剑拔弩张的态势叫他开不了口，也不敢就此推门出屋，只好尴尬地被困在了那里。
阮静秋也和他客套，说：“都是为长官办事，哪有什么抱不抱歉的呢。”又顺带问他，杜长官平时都吃哪些药、有没有其他症状之类。他果然报出方才那个止痛药的名字，又说了一两种抗结核药，但继而叹着气摇头，说忙起来忘记吃药是常事，倒不如说想起来吃药才是极罕见的情况。
她听了更加无奈：“那还管什么用？”
他身上还带着一个药瓶，是前两天刚吃完的止痛药。这个年代所常用的止痛药自然也不比后世品类丰富且安全性更佳，大多都有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和成瘾性。阮静秋看着药瓶上英文写就的“阿司匹林”，深深叹了口气，提醒他：这药固然能够有抗炎止痛的功效，但服用必须遵循剂量限制。长期过量服用阿司匹林，意味着他的长官将遭受包括凝血功能异常、肺水肿、脑卒中、肝损伤在内的众多风险的威胁，还可能加重他缠绵不愈的胃溃疡。只是她药学虽然还过得去，历史却大半已经忘光了，要她眼下立即找出能取代阿司匹林的更好的药，她实在办不到，因为这时候就连布洛芬也还没发明呢。这种情况下，她只能求助于一些中医理论，按几种常见的痛症各自写下几味对应的草药，把药方递到他手上，而后再三叮嘱，具体用药的分量还是要找大夫把脉问诊后再定。
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些，听她说完，十分震惊地连连道谢，接着连忙拿药方去找他的长官了。她又坐下来，看着那份只写有寥寥数字的病历发愁：连病人的面也见不上，话也说不成——这叫她这个医生怎么办才好？
也许是张主任留了心，也许是陈副官的特别关照，后来阮静秋再出外采买物资，都有专车接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对她来说前所未有的庞大的长官系统——初到沈阳不久，她就收到了一本厚厚的名册，里头是司令部所有军官，即她所要负责健康诊疗的所有长官的名单。这名单长到实在令人费解的程度，且其中许多人，直到她离开沈阳也从没有见过。她原本按着往常习惯，打算把这些名字大体背记下来，免得诊疗时情形尴尬；后来只觉越背越多，便无奈地放弃了。
至于医务人员的职责和配置，在军中也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她忙碌时，不会有其他部队的医生赶来帮忙，前线打仗，也不会把她这样专为长官们看病的医生派上阵地去。但在军医处内的几个医生、护士之间，就没有那么清楚的区别了，有时护士也要像医生那样操心，医生也要做很多护士的工作。司令部的军官名单虽然长，但平时常露面的并不多，她不想揣摩这里面的缘由，按张主任说的，这就是作为医生最不该多管闲事的政治类问题，医生只管给人看病。
阮静秋仍然按郑洞国军长——后来才知道，他早已经升任东北副司令长官——的叮嘱，每日去给杜聿明量血压及体温，偶尔也为他做听诊。他总在早晨或傍晚发低热，听较为亲近的尹副官、陈副官等几人说，夜里盗汗也很严重，这无疑都是结核病的症状了。但她仍然没有机会和他说话，更不要提详细询问他的病症，有时赶上他正和部属讲军事工作，就和那天一样在门外稍待，有时量到一半，就有电报急匆匆地来找他，她也只能暂且告退。听说外头的仗打得正激烈，郑洞国在前线督战，杜聿明也常去前线指挥所，或者当天往返，或者隔上几天。这些紧急的事务通常不会要求军医随行，因此，但凡他一出门，这些健康状况的监测工作就只能搁置下来。
半个多月转瞬即逝，在前方不断传来战事告捷的消息的同时，阮静秋也渐渐习惯了沈阳司令部忙碌的工作。某一日，陈副官忽然来找她，说是杜长官听闻了她在市场上遇到的一些乱象，想叫她过去说说情况。她跟着他到杜聿明的办公室去，屋里除了他之外，还坐着当时东北行辕的几位官员。大概是战事顺利，因而使得他心情转好的缘故，这会儿看他的脸色神态，已经比之前要好一些了。他也不和她寒暄，径直发问起在市场上的见闻，她暗自庆幸陈副官预先提点了他将要问的话，于是在来的路上打了一点腹稿，还算清楚流畅地把情况说给他及在场的其他官员们听。叙述完毕，她又想起，自己所看到的情况，距离现在已经有些时日，故而谨慎地补充：“不过，这也都是半个多月前的状况了。医疗备品的价格波动比较频繁，大城市与小城市还有不少差价，刚才说的只是我在沈阳一地的偶然见闻，恐怕不能代表整个东北的情况。”
一旁的其中一位官员听完说道：“早前百姓们就对这些苏联士兵很有意见。他们撤退以后，百姓们更大骂这些军票就是废纸一张，连擦屁股的草纸也不如。”
另一位官员接着说：“好在东北流通券与盖章法币近来都已投入使用，市场上的货币乱象已好多了。”
阮静秋不知道货币乱象究竟有没有像他说的这样好转，但他说的东北流通券和盖章法币，她还未曾用过。之前倒是有一些耳闻，说是军需处已经为这种盖章法币忙了好大一阵子，因为所谓盖章法币者，即是要用杜聿明的私章在法币上盖印，以此作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凭证，投入使用后，与满洲币按一比十兑换。部队不断地进入东北以后，对这类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可见他的私章之忙碌，或许比他本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着，他们又就此讨论了一些细节，大概是这事并不算多机密的缘故，期间她站在一旁听着，并没被他们请出办公室外。杜聿明是其中最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