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希望
副官在屋里守着昏睡的病人，邱清泉转去屋后的角落，烦闷地点了支烟。阮静秋绕着屋子走了一圈才发现他，见他连支烟也抽得面目狰狞，连带着嘴唇上那条旧伤疤都扭曲了起来。她想一想，上前几步，向他伸出一只手：“给我也来一支。”
邱清泉瞪她：“你一个医生，抽烟做什么？”
阮静秋于是三两下脱去了白大褂，又向他伸出手：“现在不是医生，就是个穷当兵的。你给不给？”
邱清泉在烟雾里盯着她看了半晌，咧嘴笑了：“给、给。身家性命都在你手里，哪有不给的道理。”
这下就变成了两个人躲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他抽的这种美国烟劲大，阮静秋不习惯，没两口下去就咳嗽连连。邱清泉见状笑话她：“还是穿上白大褂的好！你做惯了医生，已当不成士兵啦。”
阮静秋不理他，毫无章法地猛抽了两口，等那根骆驼牌香烟直烧到了头，才把剩下的那一小截滤嘴踩在脚下。她同时想，对于她来说，邱清泉和廖耀湘果然还是很不一样；在他面前，她没法承认自己刚才心慌手抖得都快要拿不稳这根烟，现在也只是刚缓过了一点点。
在邱清泉手里的那根烟也抽完的时候，她忽然问：“你有法子劝杜总回南京吗？”
邱清泉一怔，问：“什么？”
阮静秋转向他，重复道：“我是说，劝他回南京，行不行？我可以把他的病情详细写一份报告，请刘总司令和几位司令官都说句情，一并呈到总统那里去。徐东的战事艰难，本就不是他去不去督战所能改变的，强留他在这里耗下去，只怕要把性命也耗没了！退一万步讲，就算真有什么需要他来拿主意的部署，到时电报或电话联络也是可行的。”
邱清泉没有马上对她这番异想天开的话语作正面回应，而是反问她：“建楚在沈阳是怎样和你说的？”
阮静秋一愣：“你怎么知道？”她只匆匆去了一天一夜，徐州剿总大部分人应当都不清楚她的动向，更不要说会知道她曾在这一天一夜里短暂地遇见过廖耀湘。但这话一问出口，她又明白过来了，只是明白中仍夹杂着糊涂：“杜总告诉你的？——不对呀，他怎么知道我见过廖长官？”
邱清泉忍着笑说：“我们作个公平交易。你先回答，我就告诉你。”
阮静秋满腹狐疑。廖耀湘告诫过她不要有任何试图劝邱清泉投诚的念头，更别做这等无望的尝试，否则她绝没有好果子吃，因而她纠结半晌，也只敢和他商量劝杜聿明回南京的事，从一开始就没把主意打到他身上。这话无疑也是不能明言的了，她回忆起那日长沼公园里短暂的交谈，从中择选了某一句决定性的话语，回答道：“他说，他不后悔。”
邱清泉点头道：“这就是了。无论你或者我，拿方才那一大通话劝他都没有什么作用，这正是根本的原因。或许他还会告诉你一大通纸面上的理由，什么‘不想做逃兵’‘不能擅离职守’‘军人的责任与荣誉感’‘效忠党国’之类，但归根究底，他也和建楚一样不后悔。”
阮静秋望着他，意识到这话显然也是他自己的剖白。她不由心情复杂地：“我好像终于明白了一点。大概五军是个古怪的磁铁来的，不偏不倚，正把你们这一群怪人吸到了一起。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坚决？为什么已病重到了这般地步，也依然不后悔？”
邱清泉只是说：“在我看来，你把别的事情都想得很明白，唯独没有看明白你自己。你先好好想一想，光亭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叫你去沈阳，又那么巧合地叫你和建楚遇上？”
他没有回答她的疑问，反而抛出了一个让她呆愣当场的问题。李副官这时过来叫他，说李弥和孙元良等几位兵团司令都到了，是时候一同去商议宿县失守后的应对办法。他于是向她挥一挥手，嘴里叼着烟头，马靴在雪地里踏出一个个足印，很潇洒地离开了此地。
阮静秋回去屋里，边瞧着杜聿明疲惫的睡颜，边想着邱清泉方才的话。这问题并不是无解的，且答案此时已经呼之欲出——他正是考虑到了他们多年的情谊，又预感到了锦沈最坏的可能，于是慷慨地为他们创造了这最后话别的机会。打从徐州剿总忙乱起来，她一直没有顾上去想廖耀湘，在心理保护机制的作用下，只有不想才能有效规避思念和痛苦。北平此时还没有解放，离功德林的故事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他此时应当是被就近安置在抚顺，或是东北野战军掌控得更久、更完善的佳木斯或哈尔滨。徐州冬雪飘飘的时节，东北早已冰霜封冻了，不知他过得好不好？除却彻骨的严寒，满盘皆输、身陷囹圄的苦闷无人可诉，他心中该多么煎熬！
在那时，她确实仍没有看明白自己。即使邱清泉已经提点到了如此地步，她也没有往更深一层去想，大概有些人和事是上天注定了的，只有在不早不晚的时刻才能恰好看破。正在她发愁的时候，杜聿明总算醒过来，他模糊地记得昏迷之前隐约听见了她的声音，这时看她坐在身旁，便勉力向她笑了一下：“你还在。”
阮静秋连忙凑上前：“在。邱长官说，他先和几位司令开会去，留你在屋里多歇片刻。”
杜聿明挣动了一下，似乎是要起身。阮静秋叫了尹副官过来一同搀扶，杜聿明环顾屋内，又望一望他俩，说道：“这个会很要紧，我不好缺席。”
但他自己分明又起不了身，连坐起来也嫌费劲。见他目光十分恳切，阮静秋和尹副官对视了一眼，建议道：“不如叫长官们来这里开会。”
尹副官瞪大眼：“这样不就闹得人尽皆知了？”
阮静秋抓抓头：“瞒是瞒不住的，总要有个由头解释才行。——就说感冒，三天就好！”
同时容纳着一张行军床和六七个人的办公室变得拥挤了许多。
杜聿明的声音很轻，但足够让在场的每一位将军听清楚他吐出的任何一个字句。他极少停顿以用于思考，也绝不滥用之乎者也那些让人显得貌似腹有诗书其实毫无意义的冗余。他面前不远处的书桌上平摊着军用地图，比行军床略高一些，使他很难以靠坐着的状态清晰地辨认那上头密密麻麻的城镇、道路与河网，更不要提他的视力近年始终呈下降趋势。但他的陈述甚至比地图的描绘更加精确，将其形容为“地图烙在了脑袋里”或许还不够准确，可能烙在他脑袋里的不光只有几张纸和沙盘，还有整个华东战场广袤的土地。这时的他不仅足够冷静，甚至还是相当冷酷的——这也无疑是他最有魅力的时刻。
众人大多随身带了纸笔记录会议要点，邱清泉向来不这么干，他站在一旁认真地聆听并凝视着他。杜聿明远不如许多国府大员那样复杂而有城府，当然这不意味着他缺乏政治智慧，只是他不屑于将头脑用于政治利益的谋算，而使自己显得深不可测、难以捉摸。他也绝不可能单纯，尽管这副病体残躯容易给予一些人错误的印象，又或者说，他外在的形象及身患的病症总会让人对他在一场战争中的身份与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盲目的质疑。邱清泉打量着他此刻满面的锐利与果决，心中半是感慨半是喟叹：谁敢相信片刻以前他还病得起不了身？
会议进行了不到两个钟头，较平时缩短了将近一半。杜聿明闭上眼，在脑海中迅速地回顾方才的会议进程，觉得应当没有什么遗漏，便在几份电报及文件上签了名。那些支撑他端坐的肌肉暂时得到放松，连带着脑袋里的神经都松懈了下来，他揉了揉眉心，抬头见邱清泉还在远处依墙站着，一条腿伸展，另一条腿略微弯曲，显然是个心不在焉的姿态，于是连句多余的话也懒得说，只抬起眼睛向他望了过去。
邱清泉见杜聿明看向他，又立刻站得笔直，大踏步地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