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只说了这些话，就走出了病房。我思索着杨伟民所说的信赖指的是什么，但根本就没有。假如我做掉吕方的事传了出去，就连杨伟民都会受牵连。吕方的双亲虽然穷，却也是道地的本省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被一个日本杂种杀死，是不可能善罢干休的。他只是想在出事之前和我划清界线罢了。
杨伟民继续为我付学费，直到我高中毕业为止，而他外甥的餐馆也没有炒我鱿鱼。只不过到台湾升学的计划成了泡影，杨伟民也不再叫我去他家吃晚饭了。
不管是对我或其他的台湾人来说，这都算可以接受。虽然我仍旧受杨伟民的保护，但已经不算是他的人了。
结果，我还是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泡了一小时左右后，我起身小憩，睡醒时已经快傍晚了。我再度将冷却下来的身体浸在浴池里暖了一下，就离开了三温暖。
回到“加勒比海”时，我看到答录机上的灯闪着。是那个叫做徐锐的小鬼打来的。我拨了他留下的号码，马上就有人接电话。
“找到了。”
“没认错人吧？”
“应该没错。”
“干得好。你现在在哪里？”
徐锐说了大久保一家咖啡厅的名字。
“我马上过去。”
我离开了“加勒比海”。
我很快就找到徐锐。他和“药房”前的那些小鬼坐在一家落地窗环绕的咖啡厅里谈笑。我没有进去，只是站在人行道上，等待徐锐注意到我。这家伙让我等了五分钟，根本不及格。假如我是杨伟民，绝对不会把重要的事交给这小鬼。
看到我时，徐锐慌忙站起来，撇下其他人走出了咖啡厅。
“她住哪里？”我边点烟边问道。
“在拔弁天。”
“是个怎么样的女人？”
“是酒家小姐……”
徐锐不知怎的顿了一下。
“搞什么嘛！还有呢？”
“她日语说得不错，可是我认为她应该是大陆人。”
好像怕被我当傻瓜似的，徐锐不时看我脸色。
“你怎么知道？”
“从她走路的姿势或动作……看来不像日本女人。”
“长相呢？”
“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吐着烟，从职安大道朝拔弁天走去。夏美说不定是个中国女人，这真是个出乎意料的开始。我在移动电话上所听到的日语比起日本人毫不逊色，虽然听得出有点腔，我还以为那是哪里方言的口音。
“她头发很短，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衫，脚上穿着拖鞋。没有化妆，但是手指和脚趾上都涂指甲油。”
徐锐从后面追上我，滔滔不绝地说着。他大概以为我没出声，是在责备他刚才说了傻话吧！等一下他大概会强调，因看到那女人留指甲，想必是过夜生活的女人吧！
“她东张西望，还问一个经过的日本人是不是姓刘。所以我确定是她没错。”
“她大概等了多久？”
“四十分钟。”徐锐回答道，好像松了一口气。
那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街道。一个我看过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栋老旧的两层楼公寓门口。那栋公寓叫弁天庄，真是个不相称的名字。
“她住在二〇三室。”徐锐像怕被偷听似的小声说道。
“有没有人出入？”
把风的小鬼摇头。
我尽量轻声爬上楼梯，佯装要到最里面的那户，从二〇三室门口走过。上面没挂门牌。我在二〇五室门口停足，信箱上写着“叶”。我敲了敲门。
“谁啊？”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应声。
“叶先生，是我啦！好久不见，麻烦开个门。”
我用北京话大喊。这次没隔多久，门就打开一道缝，一对满怀戒心的眼睛从门缝探了出来。我把一张万圆钞票塞进那道缝里。
“有些事想请教一下，这是一点小意思。”
我很快的轻声说道，旋即又大声嚷嚷起来：
“咱们几年没见啦？叶先生，好想你啊！”
我推开一头雾水的叶先生，进了房里。
“有、有什么事吗？”
这姓叶的是个脸孔黝黑的中年人。从头到脚都流露着一副不轻易相信他人的戒心，大概是个非法外劳工吧！他说的北京话中掺杂着难懂的口音，应该是个福建人。
“我想打听一下二〇三室的事，是不是只有一个女人住在那里？”
姓叶的像要尽量远离我似地缩着身子，但从他睁大的眼睛可以得知答案是肯定的。
“她大概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好像是三、四天前吧！”
“你有没有和她说过话？”
姓叶的微弱地摇摇头。
“她有没有男人？”
“我怎么知道！根本没看过她几次。”
姓叶的眼睛微微动着，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傻瓜。虽然这里离市区很近，但只是间木造的破公寓，年轻的女人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可不多见。我轻易就可以想像到从她搬进来那天起，这姓叶的就想窥探她房间的德性。
“叶先生，能不能老实点啊？”我打量一下房间，真够寒酸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来日本多久了，但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吧？你偷渡进来，为了偿还向蛇头借的钱，只好偷偷打些零工。因为怕被境管逮到，根本没办法到钱多的地方工作，又没胆子去做流氓。你只是个穷酸的福建佬，不可能有女人的吧！”